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前夕，習近平總書記會見了一個陣容豪華卻行事低調的團體——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顧問委員會海外委員。 有外媒解讀稱，這是中國國家元首為即將出臺的經濟改革問計海外智囊團。翻看顧問委員會海外委員的名單，諸如波音公司、可口可樂公司、高盛集團、摩根士丹利、麥肯錫、花旗集團、BP公司等都名列其中。 近年來，國際頂級戰略咨詢公司(俗稱“洋智囊”)的身影開始頻頻出現在中國各級政府和大小企業的決策研究體系中。 2014年1月9日，上海市委書記韓正會見了美國麥肯錫公司董事長兼全球總裁鮑達民一行，韓正表示，推進全面深化改革是當前乃至今后上海市委、市政府最重要的任務，我們的改革需要智慧尤其是世界智慧。 作為中國的官方智庫之一，曾有某省份的社科院院長表示，自己現在最大的競爭壓力就是來自像麥肯錫這樣的洋智囊。 在一般人眼中，洋智囊有著令人羨慕的創收模式。通常情況下，幾名全職人員在短短數月就要收取動輒百萬、甚至千萬元的咨詢費用。然而，由于和客戶的保密協議，洋智囊往往都遵循著“低調不宣”的原則，除非是客戶非常滿意，率先高調表態，否則在公開資料上很難查到他們曾經參與的政府或企業的項目。 許多人對洋智囊的認識，還簡單停留在“花巨資買了幾百頁PPT”的層面。 為什么越來越多的政府部門和企業開始使用并依賴洋智囊？洋智囊在中國參與了哪些項目？其戰略咨詢的模式是什么？高額的收費到底值不值？ 根據公開信息查詢，國際專家參與中國改革，最早可上溯至20世紀80年代，包括斯蒂格利茨、米爾頓·弗里德曼等一批經濟學家，都曾作為中國政府特邀經濟顧問參與中國改革的探討。 早在1983年，鄧小平就提出，要利用外國智力，請一些外國人來參加我們的重點建設以及各方面的建設。對中國來說，快速的發展與轉型期的矛盾兩相交織的社會背景，迫切需要更多元的智力支持。 1988年，弗里德曼甚至專門給中央高層寫了一封信，其中所提到的主要經濟政策，比如放松外匯管制、反通脹、“價格闖關”等都在后來10多年里得到部分或全部印證。 也是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洋智囊的身影開始頻頻出現于地方政府及各大央企的決策研究體系中。 2000年10月，在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首任院長、時任國務院總理朱镕基的積極推進下，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顧問委員會成立。朱镕基在成立大會上說：“中國經濟開放正處在調整結構、深化改革的關鍵時期，改革開放與經濟發展的任務宏偉而艱巨，關鍵是要有人才�！背闪⑦@個顧問委員會，就是要“學習成功企業的管理經驗，學習世界上優秀管理學院的教學內容、方法和手段”。 麥肯錫全球董事合伙人、北京董事總經理余進告訴《中國經濟周刊》，從自己近14年的親身經歷來說，感到中國在使用外腦方面變化很大。 |
